日前，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表示，教育部正在制定招生考试总体方案，其中包括高考将不再分文理科的重大变化。这是一个喜讯，高考指挥棒有望发生历史性的转变。
回顾我国百年来的学科划分，先有文理并重，后有文理分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教育是文理相通的，五十年代则全盘“苏化”，面目全非。主要表现为专业划分过细和重工轻文。在1949年至1957年教育改制后，教育部部颁专业目录中，工科194个，农科90余个，而文科专业仅为15个。这种看似专业化的教育，人为的割裂了科学与文化、学科与科学、基础与专业的联系，严重地破坏了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和完整性，导致个体知识结构残缺不全，很难培训出优质人才。中科院《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收录了大陆科学家603名，其中在1953年后毕业的仅20名，只占3.3%。触目惊心的数字，发人深省。
按照文理分科的思路，中学教育现状呈现三大怪象：一是学生分文理，桥归桥，路归路，各走一方，互不相干；二是学习科目分文理，并且在减负名义下，削减掉一些科目（往往是分科之外的科目，进一步使文理壁垒分明〉，考试不考，教师不教，学生也不学；三是一个科目一个大纲，一本教材，只有点而没有面。如此一来，文理分科所造成的中学生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很难用以后的学习弥补。中科院院士吴国雄先生说：我国留学生解方程的能力高人一头，但知识面却无法与外国的同龄学生相比。尽管我国中学生知识面较窄，但学生负担过重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原因何在呢？难度。中国基础教育不在宽度上做文章，却在难度上挖空心思，致使中学生因难度高不可攀，穷于应付。事实证明，以牺牲宽度换取难度，丧失后期发展的优势，得不偿失。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曾经说过，中国学生与美印学生相比，在跨学科的知识框架构建及学科知识宽度方面，是逊于美印学生的。所以我们应当转变思路。与其以牺牲宽度换取难度，不如以难度换宽度。降一点难度又有何妨，日后增加“难度”的机会无所不在，而一旦失去了宽度再想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任何个体、学科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成功，学科发展的高度综合、交叉的趋势不可逆转。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技术创新各领域弄得文理泾渭分明，显然不利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复杂的问题。解决之道无非两途。其一，个人知识的复合和交叉。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达尼埃尔，本科修读机械工程，硕士专攻材料科学，后来所从事的研究更接近物理学，可是他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他不认为自己是化学家。其二，不同学科的人合作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昇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领衔的复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首次确定曹操家族DNA。其间，生命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个新的学科一历史人类学或将“破壳而出”。
那么，怎样才能是文理相通呢？文理相通首先要求不论什么专业，都既要对专业基础学得比较扎实，又要对专业背景的掌握也非常深厚。其次是要对专业之外、相邻相近的相关学科有相当多的了解，要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前者以清华大学陈寅恪为新生入学考试命题为例。他的考试题目是对对联，上联是“孙行者”，答案可以胡适之，也可以祖冲之。他想考学生什么呢？一看懂不懂动词、名词、虚字、实字；二看声韵平仄知识；三看联想能力水平；四看对历史、人文、社会、世界的了解程度。其着眼点在于考察考生专业的综合性基础性知识。后者以胡适为例。他认为虽然学有专攻，但世界是一个整体，专业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因此，学习者除专攻之外，还应旁及其它。旁及可使多学科交叉，特别是借鉴他种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处理自己关注学科的问题，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胡适先生以达尔文为例对此做了说明：以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干的各种学问，次及于毫不相干的各种泛览。对于中学生而言，中文、历史、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音乐等科目缺一不可。惟其如此，才能完成一个相对完整、合理的基础知识结构，然后进入大学为做工程师、律师、医生、科学家等做好准备。当然进人大学之后还应进行通识教育学习，进一步扩大视野。
总之，应摒弃文理分科而提倡文理相通，文理兼学，古今兼学，中外兼学，精通一门，旁及其它，让学生构建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
（院长沈永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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