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文约义丰。
博学，首先是学习的开放性。虽然学有专攻，但世界是一个整体，专业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因此，学习者除专攻之外，还应旁及其他。旁及可使多学科交叉，特别是借鉴他种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处理自己关注学科的问题，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胡适先生以达尔文为例对此做了说明，他以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不很相干的各种学问，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总之，应该精通一门，兼及其它，文理兼学，古今兼学，中外兼学，形成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当今时代，缺科、偏科对于一个人的持续发展不是幸事，而以考试为着眼点，判断知识的“有用”、“无用”更是糊涂看法。
其次是学习的选择性。民谚说“水浸千年松，风吹万年杉”，人同此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学习者的学业选择，依他们的性之所近，学之所长而定。学海无涯，性情有别。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面对无数美味佳肴，再贪心也不可能一并尝尽，酸甜苦辣各有所好，只有视口味从中选择若干。在此，发展个性应该特别强调。
笃志。讲到笃志就会联想到”士必先立志，而后笃行”这句话。因此，笃志可分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两层来说。
先讲学习态度。裴松之“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学习态度端正，学习动力取之不竭。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以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他一生嗜书如命。居官治事，像个儒生，戎马仓皇，不废文事，危城之中，益诵史书，此乃可谓学习的自觉，笃志的写照。
再讲学风。康熙年间所颁学规《志》有“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之说。人之贵在于笃行，惟有笃行，方能得真知。就多数人而言或许并非缺乏知识，而是缺少行动，总是说的多做的少。志向应该践行，志亢而不能践行，大言空论而已。诚如颜习斋所说“凡事心中了了，口中说说，笔下写写，而不从身体力行过，全是无用。”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现代人讲知识更新，知识创新，但同时又讲知识经济，将知识落到实处，实为笃行的现代版。
切问，可以理解为诘问辩驳，析疑解惑。复旦九十周年校庆，李政道先生为复旦“校训墙”揭幕即席演讲，强调学习要有创见，就要学会问问题，不能只学习回答问题。他说：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没有问题哪来创造性思维。他还指出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认为我国无论中小学教学，大学教学，乃至研究生教学，几乎都是以答问为主，违背了学习之道。此后，他在其他高校的演讲中将他的观点概括为十二个字：求学问，需学(会)问，只学答(案〉，非学问。人类社会一切发现和发明都是无限追问的结果，它是创造的前提。
与问问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疑字。问题从何而来，从疑而来，学习者应该学会疑。因为有疑，才会有问。如果毋庸置疑，便没有什么可问的了。郑板桥说：“书从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 中国人好古好圣，往往用古人圣人的言行判定是非，所以中国人缺少质疑精神。其实，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五四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大胆质疑，最终引发思想大解放运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无疑是发端于对“两个凡是”等的质疑。学而无疑，读书人成为书柜，而尽信书不如无书。
近思即勤于思考。思考力是第一能力。人类从已知的此岸渡向未知的彼岸，以思考力作舟。孙子论将，智信仁勇严，以智居首；《三略》论将，虑与勇，以虑为先。智、虑都是讲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核心是思考力。所以丁肇中多次说他只做一件事：思考。正因为思考力的重要性，所以识人得先识思考力。据说麦肯锡招聘人才，特别专注应聘者如 何导出结论，而不那么看重专业知识，因而不测试专业知识，却重点测试思考力，认为懂得思考方式的人，才能够胜任经营管理顾问的工作。今日是思考力差距化的时代，只有那些思考力超强的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清代袁枚说“蚕食桑，而所吐者丝也，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也，非花也”。但凡有思考力的人就像蚕，就像蜂，富有创造性。李冰治水无数，其心得至今为水利专家奉为圭臬的八字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就是丝，就是蜜。八九十年代之交，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姓资”、“姓社”大争论，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江春泽将一百年来全世界关于计划、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研究一番，给出一个结论：计划、市场问题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的争论，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此论一出，思想解放、禁区大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一日千里。这也是丝，也是蜜。思考就是去粗去伪，提取事物精髓，还原事物本质，今日我们处在信息爆炸时代，网络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过度的信息量误导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当今之时，提升思考力更显的重要了。
（院长沈永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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